国务院一周两会强调节能减排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民法典》第993条在设定人格利益许可使用制度时，只列举了姓名、名称、肖像，而没有提及个人信息，因为个人信息的流转、交易与传统民法上的人格利益许可使用并不相同。

当然，就像有学者评论的那样，某一项法律原则在个案权衡中胜出，既不意味着另一项法律原则普遍无效，也不意味着法律原则彼此处在普遍的矛盾之中，而只是表明，任何法律原则都要求在事实可能性与法律可能性上尽可能达到最佳化状态，从而将价值冲突的难题转化为原则权衡问题。这种质疑有道理却不能被接受，因为宪法、法律乃至法律秩序的统一和谐性虽然只是一种理想或假设而非社会现实，但这种理想和假设却是必要的，否则法的安定性、权威性以及通过相同案件相同处理，不同案件不同处理原则建立的规范可预期性将不复存在，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也将轰然倒塌。

阿列克西提供了更加准确、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标准。也正因为如此，法学家们普遍认为，法学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将法条或更广泛的规则体的内容整合为逻辑上和评价上都无矛盾的体系或部分体系。但其带来的结果是，农民为了获得更高补偿抢种最终要被拔除的植物，抢建最终要被拆除的房屋，而政府则因为法定征收补偿成本较低而不珍惜土地资源，多征少用甚至征而不用，最终导致我国的城市发展呈现出摊大饼式的粗放利用土地态势。允许解释者根据宪法规范适用的对象、社会环境乃至规范文本环境的变化来进一步形成规范的具体内容，既是法学解释的宿命，也是其自身固有的特点。现行《宪法》规定的集体土地所有是否属于基本权利存在争议，因为《宪法》第6条第1款规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宪法》序言具有与正文同等的规范效力这一理论主张值得支持。第二，某一宪法条文在规范类型上究竟是属于宪法原则还是宪法规则，在其进入法秩序之时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并不是任由解释者自行界定的。[iii]但这只是实践层面的归纳，至于背后的原理究竟为何，最高立法机关并无清晰阐释。

从内容上看，国家主权事项与维护国家统一密切相关，可为国家统一原则所容纳。[vi]虽然生产活动和贸易活动都属于经济行为，两者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四）小结 从上述对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或地区的梳理中可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一，事务权限的列举式规定中总是存在相对模糊的概念，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或许有利于中央或地方立法根据实际情况扩展自己的领地，但也给实践中的判断带来困扰。事实上，部分立法事务的纵向配置逻辑在经济层面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

这两个要求相互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那么其含义应当如何理解？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同时，应将法律条文的客观效果而非法律条文的制定目的作为归类依据。

故而，这不应属于国会立法的范畴，而应保留给各州。第二种模式的联邦国家宪法同时列举了联邦与州的权限，典型如德国、奥地利等国家。[iv]郑淑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页。这主要涉及对政治性影响的考量。

其次，厘清地方性事务概念有助于解决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在法律上，给付行为和干预行为的性质完全不同。各地即便有创制新规定的需要，但为了避免超越地方立法的界限，也往往不愿付诸行动。这种判决思路遵循的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思想，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严格来说，政府介入这些活动会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但彼时的美国联邦法院奉行严格的文义解释，限制了联邦立法对生产行为的规制。

[viii]此类保守做法大大限制了中央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在后来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暴露出严重的缺陷。[xx]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地方立法机关存在较强的风险规避意识。

财政联邦主义虽然含有财政二字，但并非仅局限于财政领域，而是可以普遍适用于确定政府职能在不同层级之间分配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可按照事务性质的不同维度构造阶梯式的地方性事务识别模式，以统治事务、服务供给事务、流通交易事务、涉重要权益事务以及涉负外部性事务等概念为依托，相对精确地认定立法条文制定权的归属。立法工作者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也指出：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与之相违背……中央立法不能一步到位的，地方可以先行立法。中央对财税立法权的垄断与中央对军事制度、国家安全事务、国家象征乃至宏观经济调控的垄断一样，都是为了树立和保障中央政府的权威。与司法机关不同，地方立法机关则显得相对保守。政治性事务需要结合国情进行具体分析，但至少涉及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事项一般由中央立法规定。

例如，有关传染病的信息发布应由较高级别的立法规定。特别是包罗万象的经济法条款，[xii]事实上同样可以涵盖大多数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生产或交易行为。

因此，通过对《宪法》第3条第4款的解释，可以得出央地权力分配中的三项基本原则：国家统一原则、法制统一原则、地方治理效能原则。[xl]我国各地与这些事务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沈阳市建设市场准入与违规处理规定》《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乌鲁木齐市寄递物流安全管理条例》《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青海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湖南省通信条例》等。

[xxxvii] 即便某项服务的范围具有全国性或跨地域性，也应认定为地方立法事务。不同的宪法理念本身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清晰划定法制统一的范围。

当然，严格地说，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与州的关系在法律上不能称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因为州从性质上说是具有独立性的政治实体。例如，有学者指出，为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存在所必需的事项和维护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统一性与和谐性所必需的事项[xxvii]应当由中央规定。休斯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中写道：尽管部分活动若孤立地看应该属于州内事务，但假如它们对州际贸易会产生密切而实质的影响，以至于管控它们对避免贸易负担、消除贸易障碍至关重要，那么国会将无可辩驳地拥有这种管控的权力。201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以下简称《意见》］，对于进一步理解上述宪法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在无负外部性事务中区分涉重要权益事务与非涉重要权益事务 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为维护中央权威，应由中央立法规定较为严重的剥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这三项原则中，国家统一原则具有绝对性，而法制统一原则和地方治理效能原则可互为边界——既不能过度强调法制统一而损害地方治理效能，也不能片面追求地方治理效能而破坏法制统一。

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直接与居民的需求对接，而层级越低的政府对居民的需求也就越清楚，由他们承担这类事务有利于彰显地方特色。摘要:  地方性事务概念体现了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

以下具体阐述不同原则的对应事务类别以及地方性事务的判断识别步骤： （一）区分统治类事务与非统治类事务 根据中央权威原则，统治类事务应属中央立法事务。但从立法的角度说，应肯定其地方性事务属性，从而赋予地方立法机关更大的空间。

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地方性事务具有厘定地方立法适合的存在范围、解决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辅助解释不抵触概念等多方面的功能。可以发现，《德国基本法》除了规定外交、国防等国家主权事项外，与美国扩张后的州际贸易条款相似，也将许多涉及市场交易和经济管理的事务纳入联邦立法范围。关键词:  立法权 地方性事务 央地关系 中央权威 一、地方性事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功能 我国法律体系中地方性事务概念的主要功能是辅助立法权在不同层级立法机关间进行分配。存在疑问的是劳动者保护、安全生产等主要调整生产领域的立法条文是否涉及流通与交易。

[iii]参见郑淑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因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提高服务水平。

某项事务由某个层级的政府负责实施，并不意味着调整这项事务的规范也应由这一层级的政府或立法机关来制定。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具体的判断包括两个阶段：第一，若单行立法有明确划分，在其不违背宪法的情况下即按照单行法认定。[xli]例如，《青海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上安装、使用符合技术要求的监控通讯设施。